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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思著名考古元老钟侃此情已成追忆
2013-07-15 15:24:18   来源:银川晚报   点击:

追悼会后,记者先后拜访了钟侃生前几位挚友:著名西夏学学者李范文、宁夏博物馆馆长李进增以及宁夏考古研究所的姜志勇和耿志强。从他们的回忆中,一个治学严谨、乐观豁达的李馆长再一次浮现在人们眼前。



著名考古元老钟侃

1980年,钟侃主持并参与水洞沟遗址发掘工作。



2003年,在水洞沟发现80周年国防研讨会后(右一为钟侃)。

  7月9日,宁夏著名考古元老钟侃先生,因病医治无效,在银川病逝,享年75岁。

  7月11日,钟侃先生的追悼会在银川殡仪馆举行。来自区内外的100余位亲朋挚友参加了追思会,送别这位对宁夏的考古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老人。

  追悼会后,记者先后拜访了钟侃生前几位挚友:著名西夏学学者李范文、宁夏博物馆馆长李进增以及宁夏考古研究所的姜志勇和耿志强。从他们的回忆中,一个治学严谨、乐观豁达的李馆长再一次浮现在人们眼前。

  李范文,全国著名西夏学专家,钟侃生前挚友,相识43年。为追思故友,李先生亲笔撰文2000余字,笔端蘸满对亡友的哀思和惋惜。文章回顾了1960年与钟侃相识,1976年与其合著《西夏简史》的往事。在李先生眼里,“钟侃君聪明、谦和、人缘好、写作能力强,业务精益求精、一丝不苟、认真负责、不趋炎附势、随声附和……”,并借此文,祝自己亲爱的朋友,安息!

  亦师亦友老馆长

  11日,李进增来到宁夏博物馆二楼,对着一枚透雕铜牌(古人的皮带扣)注视良久,这是1985年钟侃带着他在同心倒墩子一处汉代匈奴墓发掘的文物之一。那一年,21岁的李进增刚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回到银川,职业生涯参与的第一次古墓发掘,就是和钟侃一起在同心倒墩子完成的。

  那个时候,即使在全国考古界,钟侃的名气也如雷贯耳。1971年,他第一个开始了西夏王陵的调查和发掘工作,之后的6年时间,他将一个个震惊中外的西夏王陵的考古发现搬上地面;1980年,他又主持了水洞沟第四次考古发掘工作,将水洞沟的无数秘密再一次展现在现代人眼前,那次发掘被称为“历次发掘中最成功的一次”……能师从这样的考古大家,李进增觉得自己“实在是太幸运了。”

  初见钟侃,李进增印象很深,以至每每后来想起老师时,钟侃似乎永远都是一件蓝褂,一双黑布鞋,一副度数很深的眼镜。同心发掘现场的辛苦自不必说,但钟侃在困境中乐观调侃的精神深深地影响了当时整天梦想“自己的手铲下能有惊天动地的大发现”的这位北大高材生。他们当时一行三人住在老乡家的窑洞里,每晚临睡前的必做工作是,“抖跳蚤、抓臭虫”,每当抓住一个,钟侃总像个孩子似的炫耀,“看,我又发现了一个,今晚上终于睡踏实喽!”那一年,钟侃47岁,已是宁夏博物馆馆长,一些艰苦的发掘工作,其实他原本不需要亲力亲为。可他为了亲临考古现场,几次请辞博物馆馆长职位。

  虽然学富五车,但钟侃在生活中却“没一点架子”,与同事、朋友同吃同住、同开玩笑、喝酒吃肉、一起辩论,时间久了,李进增会觉得“老师更像朋友”,但这个朋友却有“化骨绵掌”的功力,无声间让人们信服他,尊敬他,离不开他。

  三人行 独缺“老头儿”

  区考古研究所的人都知道,钟侃有两位忘年交,一个是耿志强,一个叫姜志勇。三人经常在一起喝茶、喝酒、吃饭,一起做野外调查,一起戒烟。可11日晚,原本的三人行,只剩下两人,那个他们称呼了近20年的“老头儿”永远离他们而去了。

  12日,记者见到耿志强和姜志勇时,两人手里都捧着一杯浓浓的茶水,11日晚,他们都喝醉了。虽然早有预料,但是面对钟侃的离去,他们还是难以接受。姜志勇说,就在前几日,钟侃住院期间,三人还驱车去掌政吃饭,“老头儿还是像往常一样要了一小杯红酒,不急不缓地喝,就是吃得比往常少多了,别的都没啥异常。”知道钟侃病情的耿志强还试图安慰钟侃几句,不料钟侃却打断了他的话题,说,“生老病死,我比你们懂得多。”听了这句,姜、耿二人才明白,原来钟侃早已深知自己肺癌晚期的病情。

  2012年1月31日,姜志勇接到钟侃的一个电话,约他一起戒烟,姜志勇没加思索,就答应了下来,几十年了,他几乎无条件地信任和遵从这个与自己相差近20岁年龄的长者的话。考古工作枯燥乏味,成年累月在山沟墓穴里,与世隔绝地工作是常有的事。钟侃吸着烟坐在墓穴外深思熟虑的画面在姜志勇的脑海里挥之不去,而如今“我把烟戒了,老头儿却走了。”

  姜志勇说,别看钟侃是个成天和墓穴打交道的专家,私下却一点也不古板,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,喜欢热闹。特别是退休后,他还经常约上他们出去喝两杯,不熟悉的话题,是他最爱追问的,“别人讲的时候,老头就微笑着听着,很少去打断。”这也是他一贯做学问的态度,面对不同的意见,他几乎很少与人发生争执,而是转过身,去研究调查,直到拿出证据,说服自己或者旁人。

  记者手记

  三面之缘 至今难忘

  11日早,我接到同事打来电话,得知钟侃老师9日下午逝世。说不清当时内心的复杂,只是一瞬间,与钟侃先生短暂的三次交往的情景一下子浮现在眼前。

  第一次是2011年2月,当时我们从银川市文物管理处得知,贺兰山脚下又出现一段明长城遗址,而那时入行不久的我,对宁夏境内的长城史几乎是一片空白,仓促地补了一些课后,我的脑海里产生了一些疑问:既然是长城,为什么在常年的长城调查中,数次会绕它而行?如果不是,那么那段边墙在古代又是什么用途?……显然这样的采访,我们不能道听途说,也不能妄加评论,需要一个学界的权威来为我们解释。几个人都向我们推荐了钟侃。

  提前一天,我和同事致电钟侃约好第二天采访之事,当时我们都不知道,钟老师其实已是72岁高龄。他约我们早9点在区考古研究所见面。我们到时,他早到了,案头已摆了几大本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贺兰山长城的历史,其中有《嘉靖宁夏新志》、《中国长城志》,有关我们想了解的,他都已经折好页,用红笔做好勾画。

  临走时,他嘱咐我,要做好宁夏的人文地理报道,宁夏的历史这一课是一定要补上的。说有空来一趟,他家里有本《嘉靖宁夏新志》可以送我。

  第二次,是几天之后,我们拿着见报后的《贺兰山下又现明长城遗址》再次来到他的办公室,发现他穿的还是几日前初见他时穿的灰色羽绒服,案头上摆的是一本《中国文物地图集·宁夏分册》,这是他一生当中完成的最后一项重大的工作。当然我也注意到他案头堆满烟蒂的烟灰缸,还和他开玩笑说:“钟老,不到两个小时,您可已经抽了3根烟了。”他也笑了,说自己没觉得,但是很快掐灭了烟头。

  他对我们的报道还算满意,嘱咐我们有关文物的报道一定要慎之又慎,“不能没有责任心,想当然,胡说八道”。

  最后一次见面,是今年春节正月初五,我去给他拜年。他站在北安小区大门口接我,穿的还是那件发灰的羽绒服,我又调侃他说,过年了也不给自己穿件新的。当时我并不知道,他已患病,偶尔的几声剧烈咳嗽,我也以为不过是感冒所致。

  说是三面之缘,其实我通过电话向钟先生请教多次,采访过程中,每当遇到和考古、文物相关的,我总会第一个想到他,都有些依赖了,不仅是因为他学识渊博,而是他每次都能用浅显易懂的话语让我明白考古界那些复杂的依据。而他严谨治学的态度,也深深影响了我,每次遇到考古选题,我都战战兢兢,没有钟先生的答疑解惑,我也始终不敢轻易下笔。

  最后一次通话,还是因为采访需要。这次钟老师告诉我,他最近身体不太好,不能为我找相关书籍了。而我竟也没有在意,因为每次见他,他都看上去很精神、很乐观。

  没想到,如今,所有一切竟成永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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